《辯護人》（重演）——原創作品的成長

討論劇目：《辯護人》（重演）

藝評人：李博文、時惠文

主持：陳國慧

初稿整理：江祈穎

定稿：李博文、時惠文

《辯護人》參考了台灣一個真實的新聞案件，主角亦有真實的原型。故事主要講述律師陳哲豪為死刑犯作辯護，爭取上訴，希望提倡修復式司法。為犯人與受害者雙方家屬安排會面，當中遇到種種困難，會面後是否真的能達到和解與公義呢？《辯護人》首演於2022年8月，當時因疫情關係，其中三天演出全告取消，故決意於一年後重演，編劇郭永康笑言，重演為劇本提供了教化機會。是次「評深而論」，邀請到藝評人李博文與時惠文，就重演版本的轉化、角色塑造、舞台美學等等，再一次進行深入的討論。

 （一）非典型法庭戲

《辯護人》有著大量的法律概念，時惠文雖首次觀劇，亦覺得內容清晰，沒有因法律內容而感到難以理解。一般以法律為基礎的演出，觀眾的認知、預設劇情都會發生在法庭。《辯護人》是一個沒有法庭的法庭戲，劇情走向都沒有偏離於案件本身。對於香港觀眾來說，相隔一年，期間社會發生了不同的案件，相信觀眾們再重看作品定必有著不同的共鳴，對於民意、輿論取向更易於了解，更能感同身受於事件內容。

對於重演，陳國慧認為劇情方面沒有太大變動，改動較多的主要是於角色轉化及導演處理，一改首演時對白的直接宣講。尤其在角色塑造及對話上，今次都有著更豐富的呈現，強化了角色之間的張力及矛盾。李博文認為首演較著重於修復性司法，涉及較多艱深的法律程序。在重演刪改後，更聚焦在人有沒有教化可能性，使得整個演出核心思想更清晰。導演手法上，有別於一般法庭戲律師面向觀眾說話，主角律師背向觀眾席作出思辯，與觀眾站在同一陣線，對著社會的輿論去思考「為何死囚犯是需要被殺？」，亦同時幫助殺人犯爭取他自己本身的人權。這一個舞台調度，陳國慧認為能呼應時惠文所提及沒有法庭的法庭戲，能讓觀眾有著置身於法庭的感覺。

劇中律師這角色有不少複雜的關係，如妻子、女兒、媒體、社會等，對演員的挑戰相當大。時惠文起初認為律師相對更像罪犯，其他人彷彿在審判他，導演似乎故意把律師與罪犯以平行的方式呈現，如律師會提到因為少時景遇相似，他也能理解罪犯；而罪犯給律師的信中，亦提到如果早一點認識，可能結果會有所不同。編劇有意抽出主角的不同身分，以呈現出律師並非單向的英雄式人物。而在家庭關係處理上，加害者及被害者家庭的生活及相處方式，都較主角家庭關係更真實。劇中律師夫妻在家中對話的部分，對話都是圍繞著家庭、社會、法律等等的思辯，像把家庭變成法庭，夫婦家庭生活中的交流感較弱。

李博文看出重演後主角家庭生活質感較首演豐富，導演為了塑造場景，讓演員在場景中有不同的行動、動作，如在開場時，主角妻子一邊整理衣服，一邊與律師對話，是一種較生活化的寫實處理。在劇情後段安排一排椅子，妻子與律師各坐一方，當中相隔的空椅子，以較抽象的方式來呈現當時夫妻之間的芥蒂。

 （二）舞台設計與故事虛實對比極大

舞台設計曾文通以極簡的方式呈現佈景，如舞台上頂有一幅白色布幕，布中有一個洞，光線從中透出到主舞台。這種設計，令到陳國慧對接通到天上，尋求公義等意象有較深刻想像。以寫意的佈景，呈現故事中很寫實的場景及情境，如家庭、學校等，以及處理寫實的題材及角色交流，挑戰性相當大。

時惠文覺得簡潔的舞台設計極有力量，上頂布幕透出的光，在某一場景，光線打在背對觀眾的罪犯身上，兩旁都有罪犯的影子，罪犯雖一言不發，只透過演員的狀態與肢體語言，就讓觀眾感到他的懺悔與歉意。而在後半段，同樣的光打在椅子上的陳律師身上，映襯著他與罪犯一鏡兩面的關係。在轉場時，椅子的擺位是在訴說故事，像是所有人在批評某一角色。如此寫意的舞台設計，與寫實的故事設定及內容，產生了強烈的對比。

相比於首演，李博文認為空間都有著全然不同的處理及運用。如椅子的擺放，首演是以較為寫實方式呈現，重演部分則以意象方式，透過舞台空間表達角色的心理及行動。以律師審問罪犯為例，正常會以一桌兩椅處理，重演以四張空椅子圍著罪犯，律師每以一個方法向罪犯問話，都會移動到另一張椅子，象徵著不同的方式問話，強調了律師希望罪犯透露更多訊息的心理狀態。

（三）角色矛盾與心路歷程的呈現

陳國慧認為重演的舞台處理是把焦點放回文本及角色心理上，是一個相當好的選擇。劇中角色都有著很多複雜的心路歷程，特別是律師，而劇本的焦點也不單止落在律師身上，還有很多其他相關人物背負著傷痛、矛盾。觀眾作為全知的角度，更能理解角色們的矛盾，讓演員們有著很大的發揮空間去展示這面貌。

時惠文覺得吳醫生的角色相當有趣，為嚴肅劇本帶來調劑。吳醫生的幽默、自嘲的對話帶來笑聲，甚至在開始他不給予醫生判斷，雖呈現方式較誇張，但觀眾亦能在生活中找到這種推卸責任的人物，作為劇中的調劑是有效的。其他角色的呈現都有著真實性，例如加害者父親希望案件盡快結束，就算是兒子（罪犯）接受死刑亦不介意，就算律師提出以非常上訴方式為兒子取得一個更公義的判決，他都拒絕，他也希望能讓二兒子的生活不用再受影響；而加害者母親則希望能盡力救回兒子的性命。兇手父母之間的矛盾、衝突，加強了關係以至案件的真實感。

另一邊廂，被害者雙親皆為教育者，但他們完全不能原諒罪犯。父親更為了要讓律師明白失去親人的痛，利用類似綁架的方式去挾持律師的女兒，以其方式教化主角律師，讓他了解為人父母的心情。這樣的設定更讓觀眾感同身受於被害者家庭的感受。飾演加害者及被害者母親的演員較為年輕，她們都成功運用肢體、台詞處理，加強了角色的說服力。

如果重演是聚焦於教化可能性的話，李博文認為編劇有意識地運用並列角色的手法，把律師、罪犯、陸老師（被害者父親）以地位平衡、並列討論的方法呈現，也以殺人、綁架這些犯罪行為的討論，更帶出教化可能性的思考。導演在處理上，讓三個角色以同一方式亮相，背向著觀眾，讓觀眾產生代入感，代入他們的立場及所面對的困境，這處理相比首演更為亮眼。

重演由劉雨寧飾演加害者母親，李博文更偏向於首演時陳琳欣的演繹，更見母親的內心掙扎，了解自己的兒子殺害他人但仍然想盡辦法為他脫離死刑。而劉雨寧的演繹反見母親有著強烈的陰暗面，嘗試不擇手段，抓住每一個機會保著兒子的性命。雖然表現出母愛，但稍欠對於受害者家屬感受的層次。當重演較著重「教化的可能性」，首演陳琳欣所演繹的母親會較貼近該主題。

劇本是以台灣案件作背景，首演會有較多這類台灣語境，所以部分詞彙保留著當地用法，如捷運、阿母（台語：即母親）等。是次重演有作出調節，減少當地用語，增加了代入感。時惠文不覺得會影響投入感，雖然有時會因為台灣用語被提醒了是一個台灣案件，但整體觀看都不感到有距離，是以一個認為是香港發生的事件。不過時惠文認為陳律師與女兒之間的感情未夠深刻，父女關係呈現較為薄弱，欠缺真實感。當中陸老師綁架陳律師女兒後，要陳律師知道「現在你明白失去女兒的感覺是怎樣嗎？」，是展現出該關係實感的好機會，但演員的恐懼不足，並沒有失去親人、骨肉的感覺。